我是1951年到章村矿工作的。小时候我跟父母逃荒要饭到石家庄,曾在井陉煤矿当童工。1947年3月井陉矿解放后,1950年2月受组织指派到山西大同学习电煤钻打眼和采煤机械化。一年学习结束后,我们一行50多人到省煤炭厅报到,然后就被分配到了章村煤矿。

初到章村煤矿时,主生产矿井是五号井,当时一号并口正在原有的井简上扩建,矿煤产量不大。采煤工艺落后,没有长壁工作面,就是用镐刨煤,生产效率低,劳动强度大。那时我20多岁,正年轻力壮,干活不知道啥叫苦、啥是累,一门心思就是多刨煤。当时多数人用镐只能刨一面。为了提高效率,我在平时注意琢磨跟老师傅学习技术,练就了左右开弓两面都能刨的硬功夫,有时一个班下来,能8个小时不放镐,进尺快,出煤多。那时候,工人干活按量计分,按分算工资。由于井下生产条件变化大,顶板好坏不一样,煤质软硬也不同,碰上硬煤刨起来费劲,出煤少,工分就少、工资也就低。每当遇到难活时,我就主动找班组长抢着干,心里想,旧社会煤矿工人吃得是什么苦,受得是什么罪。现在解放了,过去被人瞧不起的“煤黑子”,如今当家做了主人,多干点活算啥?当时刨煤两个人一组,新老工人技术水平不一样,工作效率也不一样,新工人和谁结对子必然影响谁的分值和工资。我就主动与他们结对,搞好传帮带,不计较自己的得失。

五十年代,职工的工作热情高、干劲大,在开展劳动竞赛中谁也不服输。我是采煤工,好胜心强,从来不服输。不论条件是好是坏、煤质软硬,也不论活儿好干还是难干,我都能超额完成任务。29米×1.9米的巷道,别人一班进几十公分,我能进1米;别人进1米多时,我最高能刨到2米。伙计们背后叫我“煤阎王”。

由于我工作肯干,成绩突出,1956年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工作者,到北京参加全国煤炭群英会,真是无尚光荣。大约是在6月份,我和矿上先进集体代表李秋芳一道去北京。那时交通不方便,我俩是步行到搭链车站,坐火车到石家庄,再到北京。记得我们到北京火车站时,受到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,彩旗飘扬,敲锣打鼓,热闹极了!由于刚解放不久,参加群英会的有两千多人,接待这么多人当时有一定的困难。我们住的是新搭建的席棚,睡的是大通铺,但室内干净整洁,服务人员热情周到,伙食标准也比较高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,在中南海还受到了毛主席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当时河北代表团在最中间部位,距离国家领导人非常近,看得得特别清楚。过去没有社会地位的普通矿工,能受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接见,享受这么高的待遇,大家心里都无比激动。当天,会议还安排代表们观看了戏剧大师梅兰芳演出的节目,让我们这些常年工作在井下的矿工大饱眼福。

群英会结束后,我暗暗下定决心,一定要多干工作、多出煤,好好报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。在以后的工作中,我不断回想起那激动人心的场面,干起活来信心百倍。

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,往事就像演电影一样,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回想自己的一生,从一个刨煤工到班组长、车间主任、井口主任,很是欣慰。我五个子女先后都在矿参加工作并成家立业,过上了幸福生活,这些都是党和企业培养教育的结果。我总觉得,干再多的工作也报答不了党和国家的恩情。